大不列颠之影 - 第1032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第1032章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或许是考虑到社会影响，又或者是为了照顾弗洛拉。
    今年社交季来临前，黑斯廷斯家族並没有像往年那样，在租赁伦敦临时住所时，並未考虑皮卡迪利广场、圣詹姆斯广场之类的繁华鼎盛之处，而是选在了泰晤士河北岸的一条僻静街道上。
    《19世纪30年代社交季英国贵族伦敦临时住所分布图》
    朴实低调的漆黑马车旁，约翰·康罗伊正靠在街对面的灯柱上，嘴里叼著一只红木菸斗。
    今天的康罗伊披著件灰色大衣，帽檐压得很低，如果不仔细注意他上衣口袋里造价不菲的金怀表，或许別人还以为他是个正在等人接活的马车夫，或者某个破產后无处可去的倒霉傢伙。
    烟雾从他的嘴角溢出，在伦敦的冷空气中打著旋儿，很快消散在灰濛濛的雾中。
    他已经在这儿站了十几分钟了。
    没有人注意到他。
    曾经那个在肯辛顿宫里呼风唤雨的约翰·康罗伊爵士，此刻连过往的清道夫和洗衣妇都懒得多看他一眼。
    他自嘲地笑了笑，从怀里掏出一份皱巴巴的报纸。
    《泰晤士报》，今天刚出炉的。
    头版头条上，那个名字刺得他眼睛发痛。
    《为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辩护——亚瑟·黑斯廷斯实名自述》
    本报编辑部按：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近日致信本报，要求全文刊发以下陈述。鑑於此事已引发全国关注，且涉及宫廷声誉与公眾知情权之平衡，本报经慎重考虑，决定全文照登，文责自负。
    今天是1839年2月26日，距离我光荣地加入政府部门工作，矢志不渝的將我微薄的人生交付到英国人民手中，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
    1829年10月6日，女士们，先生们，我在那天发誓，要把我自己和我的幸福献给伟大的事业，爭取你们的和平、幸福、团结和光荣。我向全能的上帝祈祷，要是我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曾经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你们的幸福之前，那就让我遭受永久的报应。倘若我先前的成就使这个国家得以保存，倘若我离开政府也是为了你们的幸福，那么我对於我的命运同样欣然接受。
    大自然赐给人类许多礼物，权力、財富、名声，奢华的物质享受，这些都很好。但是，对於一个人来说，有什么礼物能比安寧的生活更值得祈求呢？
    女士们，先生们，我所祈求的不过是维护我的家族、亲友和名誉的尊严，我不希望因此引发任何人的仇恨，或者成为任何冒犯或恼怒的根源。然而，事情的发展已经註定，我不可能迴避这样的命运。在近期，舰队街的诸位热心朋友为弗洛拉·黑斯廷斯小姐辩护时，我的仇敌们却並没有展现出任何偃旗息鼓的意愿和想法。
    有人曾向我指出，如无特殊理由，这篇文章將难以获得关注，因为类似的辩护文章数不胜数，弗洛拉所得到的同情也足够多了。
    现如今，社会大眾的心思也早已被重大公共议题占据，因而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源於纯粹个人事务的法律討论。
    对此，我只能回应：我从未见过公眾的注意力如此高度集中。
    我毫不怀疑，正如歷届议会会期时展现的那样，本届议会期间，议员们仍会有时间处理常规事务：有时间举办集会、舞会和沙龙，有时间进行赛马、俱乐部晚宴和庆典，有时间阅读科学著作与时尚小说，他们既能进行最抽象的学术研究，也能閒聊最琐碎的八卦。既能討论苏格兰纹章是否应与英格兰纹章恰当组合，也能辩论俄国皇帝是否要对世界开战。
    倘若以为英国人唯独不愿抽出时间拨乱反正、重现社会公义，那我们未免对英国人民的责任感与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太过轻蔑了。
    杰里米·边沁先生曾言：“倘若穷人能得到更多的公正，便无需如此多的慈善活动。”
    我也想说：“倘若弗洛拉真的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便无需如此多的同情文章了。”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博取同情而公开评论弗洛拉的个人遭遇，仅仅是为了证明社会的不公与弗洛拉的命运多舛，那將是何等浅薄而贫乏的追求。
    我志不在此，我要抨击的並非那些对於我或弗洛拉的流言与誹谤，而是现行法律无力阻止此类苦难的发生，亦无法制约此类不公。
    我执笔寄望於法律得以修正，愿那些如今仅能以“真理与正义”为盾的人们，未来亦能享有法律的庇护。
    我深知自己介入这项议题可能招致的非议，深知大人物將以何等偏见与轻蔑，来对待一个无足轻重的前事务官所提出的论据。然而，法律亟待修正，这远比我个人的名誉得以澄清更为重要。
    或许將来会有许多蒙受诬告的淑女，会因为我尚存的勇气与力量承担这项使命而感念上苍。或许终有一日，当某位读者为了他的姐妹、女儿或友人，寧愿付出生命为代价，只求法律能提供公正判决时，当他忍受漫长抗爭的苦楚，蒙受公开纷爭的耻辱时，或许会想起我今日之言。
    我写下这些文字，並非出於叛逆之心，亦非提出什么荒谬的主张，这仅仅是一份恳求庇护的呼吁，是法律赋予僕人、学徒、远洋水手，以及所有被法律承认处於无助地位者的、某种程度上的保护。
    那些鼓吹逆来顺受教条的人是否认为，弗洛拉生来便应当平静接受早已註定的厄运？
    若非如此，就请他们暂缓对她的评判。
    因为弗洛拉告诉我，倘若充许选择，她寧愿被人谋杀，让亲朋挚友怀著爱与追忆怀念她，也不愿世人相信那些无耻之人捏造的誹谤之辞。
    在这篇文章刊发前，我从许多方面收到了或直白、或委婉的“善意劝告”，他们“劝告”我：升高事態將会给我的人生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
    他们希望我要求《泰晤士报》撤稿，希望用填满饲料的食槽逼我低头，希望用我姐妹的鲜血玷污我的手！
    我绝不屈服！
    我绝不接受本届政府对我施加的任何压迫！
    哪怕这將令我丧失前途，使我墮入无光的道路！
    当一位见义勇为者挺身而出，其侠义心肠驱使他行动，而他人却视若无睹，这未必意味著世间存在什么超乎寻常的暴政。可变革的希望既不在於受难者的德行，亦不取决於其遭受苦难的深浅，而恰恰在於那些不甘冷眼旁观、坚信自己有能力施以援手者的精神！
    他追隨那些“从另一边绕行而过”之人的足跡，却与他们做出了迥异的选择。他驻足审视被弃於途中的呻吟伤者，並毅然將救援之责视为己任，哪怕这份重担已被更自私冷漠者所推卸。
    经文中的那位好撒玛利亚人，並未选择特殊的救助对象，他未曾从惨烈的战场扶起浴血的英雄，也不曾救治遭刺客毒手的君王。他所遇见的，不过是一个遭盗贼劫掠、倒臥呻吟的普通人。这，便是近两千年前为尘世匆匆过客留下的慈善典范—一我们所能知晓的，仅止於此。
    在这更为复杂的社会不公日益加剧的时期，我们的监狱並不比过去更糟，我们的囚犯也並非比从前更善良，他们的地牢並不更黑暗，他们的食物並不更匱乏，他们的嘆息声並不更响亮，他们的境遇也並不比前人更可怜。环境依旧，但救助的契机已然降临。
    嘆息被听见，黑暗被察觉，对人间怜悯的渴望得到了满足，这並非为了那些特定的囚犯，而是因为约翰·霍华德已经到来了。自霍华德先生出版《英格兰监狱现状》以来，铺草腐烂成灰、爬满虫虱、无活动庭院的狭窄囚室逐年减少，轻罪者也不必再戴上沉重的镣銬。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霍华德来过。
    在厄斯金的时代亦是如此，法律並不比过去的一代更严苛，其执行也並非更不公，那些不得不遵守当时法律裁决的人们，也並非格外引人注目或举足轻重。
    他们只是寻常案件中的普通当事人，承受著普遍而根深蒂固的冤屈，这些冤屈源於我们那东拼西凑的制度中的缺陷，而此前无人愿意审视这些缺陷，也无人具备足够的精力去纠正它们。
    但厄斯金出现了，当人们告诉他这些缺陷在他出生前就是法律的一部分时，他回答说：“正是因为当时我尚未出生，所以这才能成为法律。因为我决心在有生之年见证其改变。”
    塞繆尔·罗米利勋爵亦是如此，《血腥法典》的不公激起了他热忱善良的本性，为了改革他所尊崇又憎恶的法律科学，罗米利勋爵奋斗终身。而在罗米利勋爵身故后，拿起接力棒的殉道者前赴后继，直至1830年时，我在老贝利法庭的辩护演讲成为了改变这一社会不公的契机。
    先是一位热忱之士，继而又有多人持续努力，才逐渐促使歷届政府开始关注这些严重的弊端。直至今日，我们的大部分法律和制度才得以成为世界各国推崇的完善典范。
    既然其他议题都已通过个人努力引起关注，为何不能同样关注诬告法律的不完善状態？难道我们要相信，端坐於上下两院红色、绿色椅子上的绅士们如此珍视他们在这方面不负责任的权力，以至於在知道了最残忍、卑劣的案例后，依然不愿寻求补救，也不愿为自己或某些群体制定具备约束效力的法律？
    他们会急切地限制劳工或技工在其悲惨家庭中的暴力和野蛮行为，却又坚持自己拥有虐待他人的权利，视其为一种理所当然属於优越富裕阶层的奢侈享受吗？在立法者们的眼中，是否存在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阻碍了对这一议题进行公正的立法？
    倘若没有，那么为何保护个人名誉权的法律法规不应像影响贫困儿童、精神病患者以及关押在我们监狱中的已决犯和未决犯的管理规定那样，接受同样多的修订，並拥有同样公平的改善机会呢？
    我们曾经在许多方面都做错了事，无论是腐败选区还是奴隶制，然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些如同噩梦般縈绕在我们周围的恐怖阴影，那些在英国法律管辖范围內再也不可能重演的事件，如今都已成为过往云烟。
    因为英国母亲是公正而仁慈的，即便她时常带著些许骄傲与说教，但这也不过是所有皈依正义事业者常有的姿態。出於喜获真理的热忱，她总是渴望將这份新近领悟的道理传递给他人。但倘若她指责別国法典中存在容许压迫的法律，正如我们指责美国和巴西的奴隶制度，那正是因为在她自己的国度里，没有任何法律允许压迫的存在。
    但倘若事实与之相反，我们的说教將不会具备任何力度。想一想吧，我们那些好为人师的训诫，会招来何等轻蔑的反驳？
    美国人会对我们说：“先管好你们自己吧！看看你们国內，暴政横行、迫害肆虐、正义的呼声徒劳无功！別急著为奴隶被剥夺社会权利而操心，也別对宾夕法尼亚州那些与你们本国法律如出一辙的条文指手画脚，更不必假惺惺地对奥地利妇女因叛国罪遭受的可耻刑罚故作颤慄。等你们的法官不再借司法牟利，等你们的贵族不再对妻子施暴却能在报纸上肆意誹谤脱罪，等你们政治家的女儿不必为正当诉求站在法庭上遭受卑劣围攻时，再来对我们说教吧。在你们这自詡伟大的国度里，这些或许只是私人恩怨。但当这些暴行能够逍遥法外，既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惩罚，便不再是私人过失，而是举国之耻了！”
    康罗伊读完最后一个字，菸斗在嘴边停了很久。
    烟雾早已散尽，菸丝烧成了灰烬，他没有去磕，只是握著那只红木菸斗，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风从泰晤士河上吹过来，带著潮湿的寒意，但他感觉不到冷。
    他只是盯著报纸上最后的几行字。
    忽然，康罗伊把报纸折起来，塞回怀里。
    当他抬起头时，面前正好是那扇紧闭的门。
    康罗伊的嘴角扯了扯，那是一个很难说是笑的表情。
    他想起那些年在肯辛顿宫的走廊里，他如何一步步把公爵夫人攥在手心里，如何控制维多利亚，幻想著如何手握摄政权力的。
    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看著那些挡路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他从不觉得自己有错。
    那是政治，那是生存，那是他这辈子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他的计划一直很顺利，直到那个傢伙出现在肯辛顿宫。
    康罗伊从嘴里拿下菸斗，轻轻磕了磕。
    菸灰落在地上，被风吹散。
    远处传来马车驶过的声响。
    轔轔的，听起来有些急促。
    康罗伊抬起头。
    一辆布鲁厄姆马车从街角拐过来，在灯柱旁缓缓停下。
    车门上没有任何纹章，也没有什么描金花纹或者装饰，朴实得简直像是中產阶级家庭为了装阔租来的那种便宜货。
    车门推开。
    冷硬的马靴落在石砖上，发出清脆的咔噠声。
    紧接著是银鹰头手杖，標准的黑斯廷斯风格。
    他看见了康罗伊，脚步停了一瞬。
    只是一瞬，然后便继续往前走。
    走到康罗伊面前的时候，他停下脚步。
    两个人对视著。
    没有愤怒，没有敌意，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康罗伊把菸斗塞回嘴里，叼著，没有点燃。
    他的手插在大衣口袋里，肩膀微微缩著，像个真的在等人接活的马车夫。
    亚瑟看著他，他也没有说话。
    几秒过去，或许更长。
    康罗伊忽然抬起手，从怀里掏出那份皱巴巴的报纸，晃了晃。
    “写得不错。”他说。
    亚瑟低头看了一眼那份报纸，又抬起头，看著他。
    康罗伊把报纸塞回怀里，从嘴里拿下菸斗，在手里转了转。
    “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康罗伊略一撇嘴：“我小时候在教堂听过。”
    语罢，他侧过身，让出了通往门口的路。
    “进去吧。”康罗伊的声音含混不清：“肯特公爵夫人和弗洛拉都在里面。”
    亚瑟沉默了一秒，隨后摘下帽子道：“谢谢。”
    康罗伊没有看他，只是叼著菸斗：“谢谢什么的，谈不上。咱们算不上朋友，说是仇人可能都算客气得了。”
    他从兜里摸出火柴盒，嗑出火柴轻轻一擦，打著了火。
    点燃菸斗后，康罗伊隨手甩了甩，將火焰熄灭，猛地吸了一口菸斗，又缓缓吐出烟雾：“但是，至少在弗洛拉的事情上————我敬你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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